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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洛平原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。唐朝的开疆拓土和富裕强盛还使长安的影响远及西亚、朝鲜、日本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。
随着气候逐渐变冷，黄河流域变得越来越寒冷、干燥，黄河中游的降水量减少，降水主要集中在每年夏秋之交。强烈的冲刷和侵蚀造成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水土流失，并因大量人口迁入产生不合理的农业开发而加剧。大量泥沙流入黄河，使这条原来被称为“河”或“大河”的河在春秋时已有了“浊河”的称号，到公元前3世纪末的西汉初就有了“黄河”的名称。在晋陕峡谷中汹涌奔流的河水挟带着巨量泥沙，在进入开阔平缓的下游河道时沉积下来，使河床不断淤高，成为高于两岸地表的“悬河”。直到20世纪末，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还有16亿吨，其中4亿吨就沉积在下游河道。在河南开封一带，河床高出两岸地表8至10米，而最高河段的河床高出两岸地表20米。这高悬于地表上面的黄河水靠两道堤坝约束，在水位突破堤坝平面或堤坝出现泄漏垮塌时就会造成决堤泛滥。由于太行山、伏牛山、大别山以东没有山岭阻隔，决溢泛滥极易引起河水改道。在世界大河中，黄河在历史上改道最频繁，幅度最大，最北可在今天津入海，最南可夺淮河入海，甚至流入长江。每次决堤改道都会造成当地民众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，还会毁坏农田、淤塞湖沼、形成流沙，给环境留下难以消除的危害。
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是政治中心所在，无论是内部叛乱，还是外部入侵，无论是农民起义，还是军阀混战，凡是要夺取政权，建立新朝，入主中原，都必然以中原为主要战场，以首都为最终夺取目标。在战乱中，争斗各方往往置黄河的工程维护和抗灾救灾于不顾，甚至以水代兵，人为造成决溢改道，如北宋末年杜充曾试图决黄河阻挡金兵，造成首次黄河改道夺淮。
中原的战乱驱使本地人口外迁。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一般自北而南，中原政权在无法生存时也选择南迁，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。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、人口外迁使黄河流域受到毁灭性破坏。如元朝时，黄河流域的人口损失巨大，长期无法恢复。
黄河流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。到宋代，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。明清时南方的文化水平，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，都全面超过北方。政治中心虽然还留在黄河流域，但为保证首都和边防的粮食供应，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，付出巨大代价。
气候变冷使长江流域逐渐变得温暖湿润，适合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栽种，成为宜居的乐土。铁制农具和工具的普及使更多土地得到开垦，环境得到改善，水利设施得以建设和维护。大量南迁人口不仅补充了充足的劳动力，而且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文化、制度、技术、工具、器物，还包括一批各方面的优秀人才。他们在长江流域多样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景观中，创造出大量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。
西周时的长江下游，当地人“被发文身”。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期，在中原人的眼中，“江南（主要指今江西、湖南的长江以南）卑湿，丈夫早夭”，是“饭稻羹鱼”的落后生活方式。但随着一次次人口南迁，华夏文明在南方传播扩大，4世纪中叶王羲之在今绍兴创作并书写了《兰亭序》；5世纪初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；6世纪初产生了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”的名句；9世纪前期流传着白居易的“江南好”“能不忆江南”；唐末的韦庄更演绎为“人人尽说江南好”；至迟在12世纪形成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民谚。
一万年前就出现在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，在有利的气候、充足的劳力条件下逐渐形成自江淮至岭南和海南岛的稻作农业区，成为中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地。唐朝后期，首都长安已完全仰赖江淮漕运。北宋时开封的供应几乎全部来自江南。北宋末年有了“苏常熟，天下足”的说法，明朝中期它被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所取代，说明长江中游已成为全国商品粮的基地，而长江下游已成为商业、手工业发达地区。明清时，“松江（指松江府，大致即除崇明岛外的今上海市辖境）衣被天下”。明朝“苏松赋税甲天下”，苏州、松江两府的赋税收入成为朝廷重要的经济支撑。从南宋到明代，江西一直是全国的文化重镇。明清的江浙被称为人文渊薮，科举之盛甲于天下，苏州状元更居榜首。
因为有了长江，中华文明在整体上从未有过退步。自黄河流域开始衰落，长江流域即补充替代之。随着长江流域的兴起，中华文明顿开新篇，浩荡蓬勃，一往无前。
淮河、秦岭、白龙江是中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，以此划分北方、南方。由于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在开发和发展上的时间差异和程度上的差异，这条分界线正好与人文地理的分界线即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民俗等方面的分界线一致。中国历来表现为南北差异，唐以前北方在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处于优势，人口占总数的大部分。但唐以后，南方在经济、文化等方面渐占优势，人口也占了总数的大部分。
这就是中国，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创造文明、缔造历史的大舞台。
这就是中国，中华民族自立自强、生生不息的家园。
这就是中国，我们美丽、光荣、伟大的祖国。
这一通讲让这个导游对唐小纶刮目相看，小伙子懂得的不少嘛。
伊洛平原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。唐朝的开疆拓土和富裕强盛还使长安的影响远及西亚、朝鲜、日本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。
随着气候逐渐变冷，黄河流域变得越来越寒冷、干燥，黄河中游的降水量减少，降水主要集中在每年夏秋之交。强烈的冲刷和侵蚀造成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水土流失，并因大量人口迁入产生不合理的农业开发而加剧。大量泥沙流入黄河，使这条原来被称为“河”或“大河”的河在春秋时已有了“浊河”的称号，到公元前3世纪末的西汉初就有了“黄河”的名称。在晋陕峡谷中汹涌奔流的河水挟带着巨量泥沙，在进入开阔平缓的下游河道时沉积下来，使河床不断淤高，成为高于两岸地表的“悬河”。直到20世纪末，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还有16亿吨，其中4亿吨就沉积在下游河道。在河南开封一带，河床高出两岸地表8至10米，而最高河段的河床高出两岸地表20米。这高悬于地表上面的黄河水靠两道堤坝约束，在水位突破堤坝平面或堤坝出现泄漏垮塌时就会造成决堤泛滥。由于太行山、伏牛山、大别山以东没有山岭阻隔，决溢泛滥极易引起河水改道。在世界大河中，黄河在历史上改道最频繁，幅度最大，最北可在今天津入海，最南可夺淮河入海，甚至流入长江。每次决堤改道都会造成当地民众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，还会毁坏农田、淤塞湖沼、形成流沙，给环境留下难以消除的危害。
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是政治中心所在，无论是内部叛乱，还是外部入侵，无论是农民起义，还是军阀混战，凡是要夺取政权，建立新朝，入主中原，都必然以中原为主要战场，以首都为最终夺取目标。在战乱中，争斗各方往往置黄河的工程维护和抗灾救灾于不顾，甚至以水代兵，人为造成决溢改道，如北宋末年杜充曾试图决黄河阻挡金兵，造成首次黄河改道夺淮。
中原的战乱驱使本地人口外迁。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一般自北而南，中原政权在无法生存时也选择南迁，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。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、人口外迁使黄河流域受到毁灭性破坏。如元朝时，黄河流域的人口损失巨大，长期无法恢复。
黄河流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。到宋代，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。明清时南方的文化水平，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，都全面超过北方。政治中心虽然还留在黄河流域，但为保证首都和边防的粮食供应，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，付出巨大代价。
气候变冷使长江流域逐渐变得温暖湿润，适合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栽种，成为宜居的乐土。铁制农具和工具的普及使更多土地得到开垦，环境得到改善，水利设施得以建设和维护。大量南迁人口不仅补充了充足的劳动力，而且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文化、制度、技术、工具、器物，还包括一批各方面的优秀人才。他们在长江流域多样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景观中，创造出大量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。
西周时的长江下游，当地人“被发文身”。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期，在中原人的眼中，“江南（主要指今江西、湖南的长江以南）卑湿，丈夫早夭”，是“饭稻羹鱼”的落后生活方式。但随着一次次人口南迁，华夏文明在南方传播扩大，4世纪中叶王羲之在今绍兴创作并书写了《兰亭序》；5世纪初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；6世纪初产生了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”的名句；9世纪前期流传着白居易的“江南好”“能不忆江南”；唐末的韦庄更演绎为“人人尽说江南好”；至迟在12世纪形成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民谚。
一万年前就出现在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，在有利的气候、充足的劳力条件下逐渐形成自江淮至岭南和海南岛的稻作农业区，成为中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地。唐朝后期，首都长安已完全仰赖江淮漕运。北宋时开封的供应几乎全部来自江南。北宋末年有了“苏常熟，天下足”的说法，明朝中期它被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所取代，说明长江中游已成为全国商品粮的基地，而长江下游已成为商业、手工业发达地区。明清时，“松江（指松江府，大致即除崇明岛外的今上海市辖境）衣被天下”。明朝“苏松赋税甲天下”，苏州、松江两府的赋税收入成为朝廷重要的经济支撑。从南宋到明代，江西一直是全国的文化重镇。明清的江浙被称为人文渊薮，科举之盛甲于天下，苏州状元更居榜首。
因为有了长江，中华文明在整体上从未有过退步。自黄河流域开始衰落，长江流域即补充替代之。随着长江流域的兴起，中华文明顿开新篇，浩荡蓬勃，一往无前。
淮河、秦岭、白龙江是中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，以此划分北方、南方。由于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在开发和发展上的时间差异和程度上的差异，这条分界线正好与人文地理的分界线即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民俗等方面的分界线一致。中国历来表现为南北差异，唐以前北方在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处于优势，人口占总数的大部分。但唐以后，南方在经济、文化等方面渐占优势，人口也占了总数的大部分。
这就是中国，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创造文明、缔造历史的大舞台。
这就是中国，中华民族自立自强、生生不息的家园。
这就是中国，我们美丽、光荣、伟大的祖国。
这一通讲让这个导游对唐小纶刮目相看，小伙子懂得的不少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