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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至今数千载的“中国”文明体又有何渊源？
“中国”相关的系列问题近年来成为学界热门话题。许多学者都认为重新界定或理解“中国”这一概念至关重要，不同领域学者都参与了讨论：葛兆光《宅兹中国》试图重建有关“中国”的历史论述，许宏《何以中国》讨论早期“中国”的形成，许倬云《说中国》讨论“中国”这个复杂共同体的历史，刘晓原《边疆中国》，李零《我们的中国》，王赓武作《更新中国》报告等，各路学者都基于各自的学术领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，可谓多彩纷呈。
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，“中国”的称谓始于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，但我们并不能保证将来是否会发掘出比何尊铭文更加古老的对“中国”的文字记录，因此如欲对“中国”作一知识考古学，便不得不追溯到“文献不足征”的夏商时期。关于古史考证的方法论，陈寅恪曾概括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为“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”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想理清“中国”概念内涵，在借鉴学术史成果之余更需要“得地下之新材料……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，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”，当然也离不开对传世文献的充分掌握，以期对历史文化进行立体化的阐释和解读。
根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的记载，早在舜帝时即已萌发“中国”意识：“尧崩，三年之丧毕，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……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，是为帝舜。”此处“中国”似为地理方位中心的意思；而《尚书·仲虺之诰》则有“王懋昭大德，建中于民”。意为“欲王自勉，明大德，立大中之道于民”，也就是说到商代时作为地理方位的形式之“中”已被引申为寓意“大中之道”的“中”。其实细究起来，“王者居中”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政治理念最早可见于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，“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”即已蕴藉择“天下”之“中”而处之的内涵，若以此反推，则夏商周三代“中国”所寓意的“中道之国”内涵恐怕是一脉相承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何尊铭文所载周初重新来一次“宅兹中国”以求取“天下之中”的重大政治活动，正是对夏商“大中之道”的继承。
从武王、周公到成康，西周对“中”的持续重视均来自文王，而文王则是对夏商“建中于民”理念的深化。“清华简”《文王遗训》运用三个典故，讲的都是“中”，既有形式的“中”，更有寓意的“中”，可见“中”正是周文王治国平天下的核心理念。夏商至文王一脉相承的“中道”塑造了武王和周公，因此才有武王上告于天：“余其宅兹中国”；才有周公、成康择“地中”营建洛邑；才有《周礼·天官》和《周礼·地官》开篇“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”。“极”就是“中”，“以为民极”就是“令天下之民各得其中，不失其所”，这里“中”显然是一种政治文化寓意，周就这样把夏商所倡导的“建中于民”的思想深化为了后世儒家中国的基本政治理念。
通过考述三代文明的“中国”概念可以看出“中”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。到孔子创立儒学时，这一理念更被明确地抽象总结出来。《论语·尧曰》：“尧曰：‘咨！尔舜！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。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’舜亦以命禹。”本篇以“尧曰”为题，似乎不单单是径取首二字以名篇，而有深意在焉。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八云：“《论语》终于《尧曰篇》，《孟子》终于‘尧舜汤文孔子’，而《荀子》亦终于《尧问》，其意一也。”邢昺《论语注疏》：“此篇记二帝三王，及孔子之语，明天命政化之美，皆是圣人之道，可以垂训将来，故殿诸篇。”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此章实已逸出《论语》本文之外，再度将时空界限伸展至远古，对自尧帝至孔子诸圣人之“法语之言”予以表彰，盖以明圣人道统之传递，以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万世立法垂范！尧帝告诫大舜，《尚书·大禹谟》记作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此“十六字心传”，实为圣王治道要诀，千古不刊。“允执厥中”四字最为紧要，点明先王之道，在中庸守常，诚如郑玄所言：“名曰‘中庸’者，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。”中和之为用，中庸即“用中”，就是恰当地把握中道，在人心和道心之间不偏不倚地允执厥中之道，须臾不可或离。
延至今数千载的“中国”文明体又有何渊源？
“中国”相关的系列问题近年来成为学界热门话题。许多学者都认为重新界定或理解“中国”这一概念至关重要，不同领域学者都参与了讨论：葛兆光《宅兹中国》试图重建有关“中国”的历史论述，许宏《何以中国》讨论早期“中国”的形成，许倬云《说中国》讨论“中国”这个复杂共同体的历史，刘晓原《边疆中国》，李零《我们的中国》，王赓武作《更新中国》报告等，各路学者都基于各自的学术领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，可谓多彩纷呈。
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，“中国”的称谓始于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，但我们并不能保证将来是否会发掘出比何尊铭文更加古老的对“中国”的文字记录，因此如欲对“中国”作一知识考古学，便不得不追溯到“文献不足征”的夏商时期。关于古史考证的方法论，陈寅恪曾概括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为“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”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想理清“中国”概念内涵，在借鉴学术史成果之余更需要“得地下之新材料……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，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”，当然也离不开对传世文献的充分掌握，以期对历史文化进行立体化的阐释和解读。
根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的记载，早在舜帝时即已萌发“中国”意识：“尧崩，三年之丧毕，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……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，是为帝舜。”此处“中国”似为地理方位中心的意思；而《尚书·仲虺之诰》则有“王懋昭大德，建中于民”。意为“欲王自勉，明大德，立大中之道于民”，也就是说到商代时作为地理方位的形式之“中”已被引申为寓意“大中之道”的“中”。其实细究起来，“王者居中”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政治理念最早可见于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，“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”即已蕴藉择“天下”之“中”而处之的内涵，若以此反推，则夏商周三代“中国”所寓意的“中道之国”内涵恐怕是一脉相承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何尊铭文所载周初重新来一次“宅兹中国”以求取“天下之中”的重大政治活动，正是对夏商“大中之道”的继承。
从武王、周公到成康，西周对“中”的持续重视均来自文王，而文王则是对夏商“建中于民”理念的深化。“清华简”《文王遗训》运用三个典故，讲的都是“中”，既有形式的“中”，更有寓意的“中”，可见“中”正是周文王治国平天下的核心理念。夏商至文王一脉相承的“中道”塑造了武王和周公，因此才有武王上告于天：“余其宅兹中国”；才有周公、成康择“地中”营建洛邑；才有《周礼·天官》和《周礼·地官》开篇“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”。“极”就是“中”，“以为民极”就是“令天下之民各得其中，不失其所”，这里“中”显然是一种政治文化寓意，周就这样把夏商所倡导的“建中于民”的思想深化为了后世儒家中国的基本政治理念。
通过考述三代文明的“中国”概念可以看出“中”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。到孔子创立儒学时，这一理念更被明确地抽象总结出来。《论语·尧曰》：“尧曰：‘咨！尔舜！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。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’舜亦以命禹。”本篇以“尧曰”为题，似乎不单单是径取首二字以名篇，而有深意在焉。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八云：“《论语》终于《尧曰篇》，《孟子》终于‘尧舜汤文孔子’，而《荀子》亦终于《尧问》，其意一也。”邢昺《论语注疏》：“此篇记二帝三王，及孔子之语，明天命政化之美，皆是圣人之道，可以垂训将来，故殿诸篇。”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此章实已逸出《论语》本文之外，再度将时空界限伸展至远古，对自尧帝至孔子诸圣人之“法语之言”予以表彰，盖以明圣人道统之传递，以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万世立法垂范！尧帝告诫大舜，《尚书·大禹谟》记作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此“十六字心传”，实为圣王治道要诀，千古不刊。“允执厥中”四字最为紧要，点明先王之道，在中庸守常，诚如郑玄所言：“名曰‘中庸’者，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。”中和之为用，中庸即“用中”，就是恰当地把握中道，在人心和道心之间不偏不倚地允执厥中之道，须臾不可或离。